不虚此行 每个普通人都是生活的主角

“故事是生活的比喻”——这是《不虚此行》电影导演刘伽茵很喜欢的一句话。在这个故事里,曹保平作为监制,胡歌和吴磊再次聚首,他们和齐溪、白客共同去诠释这个关于普通人生活的故事,去诠释普通人生活中的“倾听”。想作为人活着,想作为人死去,就像这部电影所表达的:每个普通人都应该得到尊重,每个普通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。

看到胡歌的脸时,刘伽茵觉得,她终于见到了闻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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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善是个三十五岁的独身男人,生活在北京。以前他是个失败的编剧,后来以为逝者写悼词为生。他也是刘伽茵执导的电影《不虚此行》的男主角。这个人物,在刘伽茵的思想中已经存在了很多年,但她只能看到他的背影、轮廓和一些姿态,看不见他的脸——直到电影开拍的那一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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抵达它则是个漫长的过程,起点在1995年。那年是世界电影百年诞辰,央视做了一套专题片,那还是用抠像的时代,后景是电影画面,孙道临老师站在前景,按时间顺序,从诞生,到各种流派、代表作、名导演……讲了一遍简明的世界电影史。那年刘伽茵还在上初中,每天午休时回家,就看这套专题片。她第一次看到了新现实主义、新浪潮,看到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东西。

因为爸爸妈妈喜欢看电影,刘伽茵从小也喜欢。《摇滚青年》《顽主》《第一滴血》……这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好电影都是爸妈带她去电影院看的。电影对她而言,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。但是看专题片的时候,她被那些突然出现的电影片段和所探讨的东西强烈地吸引了。

那是90年代中期,录像带的时代。专题片中出现的那些电影是不可能接触到的。爸妈发现了刘伽茵的兴趣,买了一些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书给她。就这样,从文字而非影像,她开始接近电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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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伽茵还记得当时读到的那套《世界电影鉴赏辞典》。一套三本,红色硬皮戴着护封,郑雪来主编,撰稿人水准非常高。那是刘伽茵的启蒙读物之一。后来,她将它放到了《不虚此行》中,闻善也读过它。

从初中到高中,电影抵挡住青春期的善变,逐渐成为一件认真的事情。那时候,在圈外人的眼中,电影行业很神秘,从业人员很神秘,电影学院也很神秘,因为神秘,所以很难考。但是要学电影,就只有这么一个大学可以考。刘伽茵的学习很好,性格内向,本来老师建议她学历史,但父母都还很支持她去考北电。于是就考。当时电影学院的文学系和导演系都是隔年招生,1999年轮到文学系招,刘伽茵在那一年考入了文学系电影剧作专业,学习写剧本,主任教员是曹保平。

刘伽茵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,北京生,北京长,但是,她不像大部分北京人那样,有鲜明的方向感。上大学之前,北京对她而言是灰突突的一片,她是其中更小的一个深灰色的小点,只在家附近的一个极小的范围内活动。考上电影学院,爸爸跟她说了一句:“电影学院在蓟门桥的北边。”——上大学,离开家,对她而言就是离开从小到大生活的区域跑到了蓟门桥北。这离开是非常非常陌生的一秒钟,这一秒钟后,她瞬间获得方向感,自此在任何地方,都能够辨别出东南西北。

在电影学院,刘伽茵一待就是十几年。本科毕业读硕士,然后留校任教。2005年,她自编自导自演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片作品《牛皮》,片子里只有三个角色,父母和他们的女儿。实际上就是刘伽茵自己和爸妈的家庭生活。那是一部很极端的电影,具象又抽象,压抑,焦虑。她说:“我对完美一类的事情不感兴趣……我们无非是在表演我们的生活。”几年后,她又拍了《牛皮2》,之后,是长久的沉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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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年前,刘伽茵搬到了北京的郊区。这里什么都是新的,很宽的马路,崭新的小区,绿化很好,基础设施还没跟上,有大片的空地,没什么人,很安静,完全不像北京。她喜欢这里不像北京。她是一个记忆力很好的人,从小到大所有的事情都记得,而且还有细节和温度。但是对于北京,她没有归属感。她觉得自己只是作为一个成年人,选择在这个城市待着、活着。偶尔,有一些稍纵即逝的瞬间,比如从学校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,从北骑到南三十多公里,到长安街的某一段,有那么五分钟,不用看导航,路在轮下自己展开,带来大量的安全感,她会短暂地感到自己是个北京人。“那几分钟里,特别自在,感到我和这个城市之间很亲密的关系。”但,也只是那短短的五分钟而已。

她像是存在于城市的一个悬浮的人。闻善也是。他只是在这儿上学和留在这儿生活,他活在这儿,和这个故事里面的很多人一样。

闻善的故事浮现在2015年左右。当时不只有闻善,还有其他生活、工作在这座城市的人,但它没有最终完成,以雏形的形式存在电脑硬盘中,也存在脑海里。那时候,刘伽茵上下班路上的时间很长,她在地铁上,北京的地下,从这座城市的北边穿行到南边。她抱着电脑看学生作业,写剧本,想这个故事。之后,闻善出现了,故事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,逐渐清晰。2019年底,刘伽茵真正动笔,开始作大纲和分场。后来疫情暴发,大半年的时间她在家里,每天早起,喝咖啡,写剧本,然后外出散步,跑步,回家洗澡,继续喝咖啡,抽烟,写剧本……开学了,也是上网课,作息差不多。

那一年刘伽茵40岁。《牛皮2》完成后,多年来,就像一片阴云或噩梦,某种说不清楚但强烈的直觉压在她的头顶,有的时候来,有的时候走,有的时候大面积地来,然后越来越大,越来越大,让她清晰地意识到,没有多少时间了,“我得做我该做的事情”。

曹保平说,刘伽茵是一个和他完全不一样的导演。在这一次的拍摄现场,“她好像是在进行一个秘密拍摄,偷偷摸摸的,虽然我们是名正言顺的一个良善的行为”。整个剧组都似乎逐渐“闻善化”。

曹保平自己是个非常有掌控力的导演。“只要我说往河里去,岸上就不能有人”他比刘伽茵年长,但经历相近,也是电影学院留校任教,从编剧开始导演。他说:“我觉得没有对错,每个方法都是正确的方法,只要这个方法执行下去它就是。她既然能执行下去,她这样的方式就让她去吧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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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刘伽茵的时候,曹保平觉得她是一个特别努力,做事非常认真也非常较劲的学生。“我觉得最强烈的感觉和特点是她有自己在审美上想要表达的、坚持的东西。”

拍完《牛皮》以后,大概十年左右刘伽茵没有拍片。这期间,曹保平跟她说过好多次,他觉得她的风格太独特了,应该往下继续。“迄今为止,我也不知道她停下具体的原因。”曹保平说,“当然是因为可能教学上她付出的精力比较多。但是我觉得可惜,就一直鼓励她还是要拍。这句话我说了好多年。”

刘伽茵把曹保平当老师也当长辈。“也包括我父母,他们看我的一些事情比我自己要看得清楚。所有的这些,在了解和支持我的基础上,也算是一个善意的压力……他没有直接表达出失望。我觉得更多可能是我自己对我自己失望吧。”

刘伽茵觉得自己可能是一个成长上不协调的人。

本科四年,刘伽茵的压力很大,紧张、焦虑。当时家里条件不好,对电影的热爱又带来了过多的使命感,使学习变得沉重。她非常认真地上课,非常认真地写作业,花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学习上——后来就被曹保平认命为班长。但是除了学习,她感觉自己什么都没做,并不想跟别人交流,也的确不需要交流。“因为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有我要完成的事情,那是没有退路的。”上到大二,她开始写电视剧挣钱,只有很少的时间睡觉。直到现在,刘伽茵还是这样的体质,每天可以只睡几个小时依然精力充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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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非典,刘伽茵一直在家里。内心的声音响了起来:你丫赶紧的。之后,就有了《牛皮》。

再之后,就是考研、读研,然后留校当老师。研究生阶段,成长滞后的部分开始慢慢复苏,她才有了和同学共同生活的感受。留校教书是她最满意的选择。“我是喜欢当老师的,我觉得若干个身份里面,可能老师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个身份。这个部分我觉得带给了我很多很多好的东西,乐趣、难度,很多事情是无意中在漫长的教学时间里面明白的,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,就是人与人的关系,包括同理心。”但漫长而投入的教学工作给创作带来了矛盾。那个声音还在,但在她的头脑里,有些东西在一直打架。

2021年,剧本定稿。刘伽茵拿着剧本自己跑了跑,最后还是找到了曹保平。曹保平看完,第一感受就是长。“太长了。因为我的剧本就够长的,但是这把我的剧本都踩在下边了,是我的剧本两倍长。”曹保平说这要拍5个小时,肯定是不客观的,“因为我有非常强烈的经验,甚至可以说是教训”。但他认为这个剧本有它的可行性和空间,于是开始推动。从曹保平第一次看到剧本到开机,不过经历了半年时间。曹保平担任这部电影的监制。

开拍的时候,剧本删掉了差不多三分之一,但曹保平觉得依然很长。“但是因为考虑到她这么多年没拍,我这次给她的容错空间到30%甚至更多。”

最初看到剧本时,打动曹保平的还是故事本身。“每个东西总有多多少少打亮你眼睛的那一点。她写了闻善和每个家庭的关系,以及每个家庭里中国人的人情世故。闻善的抉择,悼词写作这个职业,以及他们的角度,都有刘伽茵相对独特的一面。这是我觉得这个片子最闪亮的原始出发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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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近几年出现的类现实主义影片一样,《不虚此行》讨论的仍然是现实问题——普通人如何“找自己”?。因为带着刘伽茵自身的特质,它同时又是个寓言,是“尝试性的现实主义”。“因为我们其实只能触到表皮。你穿透皮肤,疼,行了,就够了。”曹保平说,“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还是比较难的。我们能在旮旯看到很多非常好的东西,但是它永远藏在阴暗的角落里。”

曹保平告诉刘伽茵:“你最大限度地按你想象的去拍,不要顾及其他的东西。”90%甚至更多的时间,他都在现场,但他不会给刘伽茵任何具体的要求,只会在她选定的方向上提出建议。“我觉得我这个监制不是背书,不把我的审美意志,或者说商业意志加进一部作品里。有一种监制是给予一个新人最大的表达空间,它和我自己审美上,电影方向上,都没有一毛钱关系,但是我的权重可以保证新人百分之百去完成他要的东西——这不是一个更好的监制吗?”

《不虚此行》的拍摄一共进行了一个半月。这一个半月有过很多艰难的时刻和巨大的压力,然后,拍摄完成了。之后是剪辑,刘伽茵在她家里每天与同事一起工作,同事以前是她的学生,这次特地回来帮她。

刘伽茵又回到了喝咖啡、跑步、工作……无限循环的作息。她并不像曹保平描述的那么“偷偷摸摸”,拍摄中,她有过六七次大发雷霆。只是,按她自己的描述,她的情绪很少,“大概只有五种”。影片接近完成,她的情绪是“平静”。“它让我平静,让我能够感觉到自己的位置。不是满足。”

从开始讨论到拍摄,一直到现在的剪辑,刘伽茵一直用“闻善”称呼她的主演胡歌。胡歌和她都觉得很自然,本应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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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歌,不,闻善,与刘伽茵讨论过很多次,闻善是否真实存在?刘伽茵实话实说:“我在生活中不认识这样的人,更不可能做过什么采访,我之所以去写不是因为我看了什么新闻或者怎样,他就是在心里……那个人其实就是我,是理想化的自己。虽然那个人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并不理想,但是对我来说是的。”

到了拍摄时,在剧照中,闻善与刘伽茵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同频,一个高大,一个瘦小,但都微微驼背,低着头,脸上暧昧不清,有点呆滞,也有点感悟的样子,有时候咧开嘴笑,要么背着手站着,要么蹲着,表情和身姿都出奇的一致。

刘伽茵说闻善身上最好的地方是“自卑”。“我觉得自卑是一个非常好的品格。它能够让你脚踏实地,它能够让你总是被误解而没有机会误解别人。闻善不会误解别人,他会留有余地,但是他始终被仓促地、粗糙地误解。同时他能够接受所有的对待,这造就了他现在的生活——当你有自卑这样的好品质的时候,你就能看得清、听得清,你不会高抬自己,你很少觉得有什么东西是你应得的。”

电影中的闻善自始至终在替别人、替逝者找自己。在这样的创作中,他建立了短暂但深刻的关系去放置自己绵长的情感,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所以,他是刘伽茵那个更理想的自己。刘伽茵说,闻善很温和。“他比我要温和。他的工作完成之后,投入的情感并不一定能够戛然而止,但工作结束了就是结束了,他不再有一个位置继续维持和他人的联系。所以对于闻善来说,需要他不断去学习。他应该也没有学得太好,但是他还有时间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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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不虚此行》的寓言性正在这里,关系的短暂脆弱与情感的绵长,在这样一个极端的故事中,人类亘古的孤独得以被讨论。“故事是生活的比喻”——这是刘伽茵很喜欢的一句话。“大家其实都在说,都在表达……但很少有人愿意去听。”

刘伽茵说她没有表达欲。“我没有要说话的欲望,我也没有存在的欲望,我的生活不需要这些。这些同时也提供了更多误解我的机会。”而拍电影,就是她的表达。《不虚此行》的形式是现实主义,但所表达的东西是理想主义的。这表达几乎一定要被误解、曲解,或承接各种各样的评判乃至误读。刘伽茵说,没有关系。“我是这样的人,我用这样的方式生活和工作,我就得接受被误解。我觉得一个作品,即便是一个认真的作品,它也肯定会被误解,这没有那么重要。”

电影拍完后,闻善,不,胡歌,告诉刘伽茵,他觉得不用再去想“闻善是否存在”这个问题了。他说,其实不用去想他是不是真的存在。“而是你是不是希望这个世界上,这个城市里,有一个像闻善这样的人。”

这是闻善与刘伽茵,刘伽茵与胡歌,直至他们自己与自己的共识,一种非常难得的默契与信任。“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事情。它是求不来的,但我就是碰上了,他也碰上了,所以会觉得非常美好,也很圆满,我很少有这样的感受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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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善是一个更理想化的自我,这个想法产生于何时,刘伽茵已经不记得了,她只是知道:“这个人和我的关系,这种感受是在以前所有的创作里都没有的,可能以后也不见得会再有了。创作都会有很多遗憾,但是真的不重要。对我这个人的误解这么多年我都能接受,对电影的误解算个屁。生活有更多的遗憾,所以创作的遗憾不算啥。”

写《不虚此行》的时候,有一些戏、一些对话是自动写出来的,刘伽茵不知道她是怎么写的,包括某些特别重要的部分其实没有思考过程,更像是自动写作,就像她所喜欢的跑步,跑到一定长度会有的兴奋感,这也是求之不得的。刘伽茵说:“我只能说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创作。”

“我这次还真的不会停下来,我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开始写下个故事——可能后面再写的东西,主人公还是一个闻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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